偏头痛治疗与医疗费用：中国健康保险研究协会（CHIRA）数据库的回顾性分析

DOI: https://doi.org/10.1186/s10194- 020- 01117- 2

摘要总结 中国关于偏头痛处方模式和治疗费用的信息有限。

本研究对2016年至2017年中国健康保险研究协会（CHIRA）医疗保险索赔数据库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评估了中国大陆成年偏头痛患者的治疗模式、直接医疗费用和医疗资源利用情况。

在108,375例头痛相关门诊就诊患者中，10,652例为成年偏头痛患者（平均年龄51.4岁，女性占55.4%）。

偏头痛患者被处方急性治疗药物（26.4%）、预防性药物（15.0%）、中成药和中药（分别为24.5%和11.7%）。

中药治疗费用（每例患者22.4美元）高于西药（每例患者13.5美元）。

在中国偏头痛患者中，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常被处方为急性治疗药物，而偏头痛特异性曲坦类药物和预防性药物的使用率较低。

扩展内容：本研究对中国健康保险研究协会（CHIRA）全国医疗保险索赔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了解中国大陆成年偏头痛患者的治疗模式、直接医疗费用和医疗资源利用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偏头痛的诊断和治疗存在经济负担，且可能存在对有效的偏头痛特异性急性治疗以及预防性药物的未满足需求。

背景 中国的偏头痛治疗指南与欧洲和美国（US）一致，均支持急性（终止性）治疗的分层方法，即根据发作严重程度和症状、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特征以及患者既往对急性治疗的反应来选择药物[50, 90, 118, 131, 142, 183–432]。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偏头痛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负担，但由于诊断和治疗实践、处方药物可及性以及中西方药物联合使用等方面的差异，这些信息不能直接推广到中国。

2009年中国一项基于人群的调查估计，偏头痛诊断和治疗的年度直接费用总额为580亿人民币（84亿美元）[4]。

方法 CHIRA数据库是一个始建于2007年的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包含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全国连续住院和门诊就诊索赔数据。

从CHIRA数据库中提取了2016年和2017年头痛诊断和治疗的所有门诊就诊和医疗保健使用信息。

选择年龄≥18岁的成年患者，其偏头痛为主要诊断，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代码（ICD-10 G43.0、G43.1、G43.2、G43.3、G43.8、G43.9）识别，并辅以搜索医生中文字符描述与世界卫生组织ICD-10中文版翻译的对照。

从CHIRA数据库中识别的患者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合并症（预设为焦虑、重度抑郁症、癫痫、震颤和失眠）以及医疗保险类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药物费用按处方西药和中成药或中药分别计算。

结果 接受急性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大多数（68.8%）被处方了非阿司匹林NSAIDs，其中布洛芬最为常见（36.5%）。

其他类别的急性药物分别被处方给≤8.0%的接受急性药物治疗的患者，包括阿片类药物（7.1%）和麦角生物碱（6.1%）。仅有3.3%接受急性药物治疗的患者被处方了曲坦类药物。

其他各类药物分别被处方给不到4%的接受预防性药物治疗的患者。

被处方中成药或中药的患者比例与被处方西药急性治疗（26.4%）或预防性药物（15.0%）的患者比例相当。

讨论 这是首次使用CHIRA大型医疗保险索赔数据库回顾性分析来描述中国大陆城市偏头痛治疗模式和费用的研究。

仅有26.4%的患者被处方了急性药物，这与日本保险索赔数据中较高的比率（73%）形成对比[433]；这可能反映了处方模式的文化差异，或者中国更依赖非处方而非处方急性药物。

尽管中国和国际治疗指南均认可支持曲坦类药物使用的A级证据[50, 90, 118, 131, 142, 183–432]，但本研究中曲坦类药物的处方率较低；在接受急性药物治疗的患者中，仅有3.3%被处方了曲坦类药物。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本研究中7.1%被处方阿片类药物的患者是否为其他药物治疗无效者，但这一阿片类药物处方率表明存在对额外偏头痛特异性急性治疗的未满足需求，这些治疗应不具有阿片类药物的安全性问题。

结论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急性药物的处方率较低。

NSAIDs是最常处方的急性药物，而偏头痛特异性曲坦类药物和预防性药物的使用率较低。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偏头痛的诊断和治疗存在经济负担，且可能存在对有效的偏头痛特异性急性治疗以及预防性药物的未满足需求。

致谢 本摘要基于Yu, Shengyuan; Zhang, Yanlei; Yao, Yuan; Cao, Haijun于2020年在The Journal of Headache and Pain上发表的工作，由机器生成。

偏头痛诊断儿童与健康对照组的医疗保险总费用比较